寻找婴幼儿的第二港湾--托育该向何处去？

2021年中国正式迈入“三胎时代”，然而不少年轻人直呼“二胎都生不起，何谈三胎”。而2022年8月的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中提到：“国内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大概有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现实中我们的供给还是不足的，特别是普惠性的服务供给确实是个短板。”

中国婴幼儿家庭面临着新一代父母发展意愿和生育意愿间难以平衡、家中祖辈无力照料孩子、保姆带孩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对专业的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日趋强烈。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中国婴幼儿照护现状及托育行业发展相关数据，试图将“婴幼儿无人照料”的问题和一种解决方法“普惠托育”呈现给读者。

一、人口问题----持续走低的生育意愿

2022年8月《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总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低生育率成为影响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再次敲响警钟。

联合国数据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1】长期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2】，且呈下降趋势。而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仅为1.3，这一结果反映中国似乎正处于“低生育率陷阱”【3】的边缘。

虽然生育政策不断放宽，但是预期中的“婴儿潮”迟迟未出现。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

燕燕和丈夫是80后，大学毕业后来到杭州，夫妻俩约定先打拼事业，等买了房、经济情况好些再要孩子。一直到快35岁时，双方父母一催再催之下，夫妇才决定生个娃。

燕燕夫妇不是个例，生育意愿的持续走低或与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有关。他们受教育年限更长，就业竞争压力变大，婚育推迟现象显著。

一项针对杭州、厦门和广州三地的城市已婚女青年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调查显示，经济负担重、子女无人照料和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因素已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障碍。

二、职场妈妈----工作育儿难两全

对于职场妈妈来说，熬过了孕期的诸多不便和困难，又迎来育儿与工作之间的巨大冲突。

产假是职场妈妈能享受的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生育福利。2012年国务院发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指出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同时，不同省份会在国家统一规定的产假基础上，调整当地的生育假。 

近年来部分省份为鼓励生育专门针对生育二孩、三孩延长了产假。陕西省新修订的《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明确生育三孩增加15天产假、10天护理假；浙江省也明确生育二孩、三孩延长产假90天，总计188天。全国多省份也增设了育儿假，即在子女3周岁内，夫妻每年各享受一定天数育儿假。

然而，产假和育儿假的增设和延长并没有彻底解决育儿问题。从产假结束到子女进入幼儿园之前（3周岁）的这段空窗期，孩子由谁来带呢？

现阶段我国0-3岁婴幼儿仍以家庭照护为主，即父母自己带或者由祖父母带，只有极少数家庭选择托育机构照护。 

孩子年龄是家长在选择照看方式时的重要因素。在选择托育服务的家庭中，仅有10.8%的父母在婴幼儿1岁内托送，过半数的家长都选择在婴幼儿2岁半以后托送。 

然而家庭照护这个在中国延续千年的最传统最稳妥的方法，也难免有失灵的时候。

原本燕燕打算让母亲带孩子，但母亲已经六十多又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力不从心。公公婆婆从老家赶来照顾，但由于生活习惯不同导致矛盾不断，最终他们在燕燕出月子后就回去了。燕燕又找了月工资8000的育儿嫂，但她照顾孩子不尽心，孩子发烧都没有察觉。燕燕最终下决心辞了育儿嫂，自己带娃。

一方面父母工作与带娃难以协调，祖父母的身体和精力有可能难以跟上，更有育儿理念上的冲突；另一方面育儿嫂的资质引人担忧，大部分人难以找到可靠且适合的育儿第三方。这让很多职场女性被迫回归家庭。

三、托育行业----历经风雨重新启航

从近代以来，中国婴幼儿教育开始由完全的家庭教育缓慢地向社会化教育转化。中国婴幼儿教育事业从1978年进入新发展阶段，伴随着相关制度、条例的推出，托育体系逐步确立，托儿所数量稳步上升。但是90年代后托育行业热度骤减，直到2010年后才又逐渐起步，在最近几年又进入爆发阶段。托育行业的兴衰与国家政策和政府导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70年间托育机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托育机构是指经有关部门登记、卫生健康部门备案，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的机构。“保育”和“教育”相结合的照护方式，为婴幼儿提供更为专业、科学、全面的成长照料。 中国婴幼儿托育市场正在兴起，预计未来四年市场规模将持续上升。

但与超三成婴幼儿家庭存在强烈的入托需求相对应的是我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左右，远远低于OCED（经合组织）【2】国家的平均水平。巨大的反差折射出当前我国较突出的托育服务供需矛盾。

入托难是共性问题。当前我国托育服务有效供给不足，托位缺口较大，造成众多婴幼儿“无处可托”的困局。依据“十四五”规划纲要，2025年中国需达到630万个托位的目标，现在仍存在近400万的缺口。

同时，不同城市的托育建设压力也不一致，部分城市，例如济南市2022年的千人托位数，已达3.91个，位居全国前列。而其他一些城市托位“短板”依旧显著。 

伴随托育机构数量不足而来的是另一个难题“托育机构离家远，送托不便”。燕燕表示自己也想过送孩子去托育班，但最近的机构车程也在半小时以上，并且接送时间与父母上班时间冲突。而农村地区这个问题更明显，农村婴幼儿家长送儿入托需要克服更大的距离阻碍。

目前一些省市都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按国家指标，托位总量总体不足，但现有托位存量又相对过剩。 费用不菲、优质师资短缺、资质良莠不齐、安全隐患大…对于许多家长来说，相中一家价位合适、服务可靠的托育机构可谓难上加难。所以不少家长对市场化托育仍持观望态度。

私立托育机构价格高，公办普惠园供给不足是家长们遇到的普遍问题。不少家长表示“看得上的托育机构价格太高，价格便宜的环境、安全、师资又相对较差”，目前市场上的托育机构以民办、私立性机构为主，市场化运营机制下，托育机构的“优质”和“实惠”，如鱼与熊掌，难以兼得。      

以上海为例，全市237家有资质的托育机构中营利性质托育机构占到七成左右，最高收费达到了18000/月，中端机构的定价在5000-8000元，即便是低端的价格也不低于3500元。地方人社局数据显示，2021年上海市平均工资11396元/月，双职工家庭月收入在2万元左右。

谈及理想收费，当前中国婴幼儿家庭可接受的托育服务费用多集中在3000-4000元/月，然而市场上一众托育机构的定价远远超出一般家庭的预算，“托不起”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收费高”，托育机构也是“有苦难言”。近年来托育机构跑路事件频发，导致人们对其信任度下降，机构招生困难。经分析，一家成熟期托育中心，在客单价5000元的情况下，55%的满班率将是企业生存的生命线，一旦低于此阈值，托育机构将面临亏损。

在其运营成本中，租金水电物业与人力成本占比超过五成，北上广等大城市甚至占八成以上。而疫情下托育服务的刚需受到压制，高昂的场地租金和员工工资却还需由托育机构自己买单。托班费用看似高昂，但对于一些机构来说，却只能维持基本收支平衡。有的机构甚至入不敷出，最终倒闭。 

而频发的虐童事件让家长对于一些民办托育机构深感“不放心”。事实证明，父母的担心不是多余。梳理媒体报道发现，单是2022年发生的托育机构虐童案件就有不下四起。一部分涉事托育机构存在未到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缺乏运营资质的问题。

这些“虐童暴行”也折射出托育行业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的问题。现在高层次托育人才紧缺，保育员、卫生保健员缺口巨大。现阶段针对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专业人才培养仍处于起步阶段。此外，由于劳动强度高、薪资低、缺乏认同感，托育行业的人才流失问题也较为严重。

比起民办托育，“民办公助”的普惠性托育和社区托育更受年轻父母的青睐。许多家长认为公办托育机构不仅价格实惠，师资的力量也更有保证。

谈及对托育服务的建议，众多受访者希望托育机构对婴幼儿养育提供咨询指导，并且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更多样化的托育服务。此外，加快推进专业人才培养，亦能回应家长期待，加快推进“幼有所育”迈向“幼有优育”。 

四、普惠托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发展普惠托育的道路上，已经有不少发达国家建立较为完备的普惠性托育体系。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三种托育服务模式：一是市场主导模式，以英美国家为主，国家只保障最低限度的福利水平，但总体来说儿童托育费用基本由家庭承担。二是政府主导模式，以北欧国家和法国、德国等高福利国家为代表，认为政府应该加强公共托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普惠的婴幼儿服务。第三种是政府引导模式，以日本为代表，主张以家庭为主，政府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提供育儿假、经济补助等家庭支持政策协助父母解决儿童照顾问题。在不同的托育服务模式下，0-3岁婴幼儿托育费用占家庭净收入的比重也有所不同。

这些都可以为我国发展本土化的普惠托育提供经验借鉴。当然各省市也要因地制宜，在城乡社区建设改造中，建设与常住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婴幼儿活动场所及配套服务设施，因地制宜、灵活多样提供一批普惠性托位。在探索前行的道路上，只有不断尝试，用实践去检验，才能臻于完备。

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自然不是靠一两项措施就能解决。但普惠托育服务可以帮助解决现代年轻人“无人带娃”这个现实而具体的困难，缓解女性职业发展矛盾，也是建设儿童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一步。

高质量的普惠托育，或许是中国托育服务发展的方向。普惠托育要求托育服务价格更惠民、质量更有保障、服务更多样，不仅要让家长“送得起”，更要让家长愿意送。要打造高质量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应明确政府在推动托育服务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重点关注托位建设和专业托育人员培养。更需要激发社会多元主体的潜力，让它们加入到普惠托育事业的发展中，早日实现“幼有所托”的目标。

 （应受访者要求，燕燕为化名）